大红日剧《有钱男与贫穷女》中，小栗旬扮演的IT天才创业者小日向社长，家里除了一张沙发，什么都没有。仅仅因为他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家具，于是宁可睡沙发，或者地板，也不想将就一张“不对”的床。
即使消费文明已如此发达，但看遍万千选择，心中的“The one”迟迟不出现，很多人心里大概都有过一个念头“如果我能为自己设计……”只是有的人宁可不选，有的人将就了次一级选择，还有人，身体力行把“唯一的对”设计了出来。
王捷和他的“身外之物”双肩包，就是最后一种。当然，这款包刘昊然背得也很好看。
何为中式好审美
王捷坐在自己和妻子共同的“崧”工作室里，穿令肢体放松的黑色衣物，往小小的茶壶上淋水，很符合一位设计师和央美老师的形象。王捷这个名字，对于公众来说稍许陌生，但在设计领域，他的成名作是2008北京奥运会体育图标，那时他还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
如今再回忆起对奥运体育图标的设计，王捷会意识到它某种意义上早就预示了他现在的设计风格：把中国的篆体汉字融入到图标功能指向中，在表意与符号、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王捷在为自己设计的“身外之物”系列上，则是一次个人风格的彻底展示。棱角分明的黑胡桃木手柄，通过中国木工传统的提梁插接榫工艺，配合头层牛皮的挺括包体。在使用过程中，手柄处的包浆和牛皮上的擦痕，每一处都会呈现出主人的个人经历：每一次骑行、每一次野餐、赶过的路、开会做过的提案…
关于“设计回归生活的原点”，王捷走了很长一段路。80前出生的他是最早受现代包豪斯式教育起来的中国设计师，认为现代设计就是西方经典。回忆中有一个细节挥之不去：上学时被美院的老先生带着逛潘家园、高碑店的古董家具，冬日里日头短，老先生们流连忘返，年轻小子又冷又饿可眼前只有鸡翅木板。
“我明白，老先生们觉得这都是好东西，带你来看你应该特喜欢……可是当时真的是不会喜欢。后来发现你成不了欧美设计师，也不会是日本设计师，这些风格和方法解决不了身边的问题。”真到了一个年龄和经验的节点，他的眼睛开始会得欣赏中国传统器物之美。“你即便再喜欢（西方经典），你的基本属性是变不了的。”
太格有物：这个包在设计里有很多中式的美学在，但并不会马上让人想到“新中式”这种标签，这是你刻意的安排吗？
王捷：新中式这个词在设计行业里面，是被用符号化用烂了的一个词。但从普通消费者来讲这个标签很有帮助，它可以把你和以前那种放一堂红木家具的人群区分开。我自己理解，还是想找到一个既有现代城市化特征，又附着了一点点中国传统脉络，有点糅合的意思吧。
太格有物：你被老先生带着去看了那么多家具，对现在的设计有影响吗？
王捷：这是一种缓慢的影响。一把官帽椅，一根曲线的好坏，你真得看过几百上千把以后，才能慢慢区分开来，好在哪儿，坏又在哪儿。我在做奥运会图标时发现，中国的设计师，需要更懂自己的文化，让自己更有价值。因为你用别人的方法很难比别人做得更好。但怎么把中国文化更好的阐释得更准确，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
寻找当下人与物品间内在的关系
2017直播年时，王捷会下载满满两屏的直播软件，研究它的交互规律。看电影时强迫性开弹幕，必须看看其他观众在聊什么：“作为老师和设计师，必须经常更新对图像的理解、对媒介的理解、对流行文化的理解。”
平面设计师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就是笔记本电脑，但是给设计师的包并没有什么挑选余地。“第一目标用户，就是能满足我们这群设计师的需求，反正我也不知道更广泛的人群需求（笑）。”王捷说，他最初设计包时候完全没去看别的成功案例，就只想“怎么自下而上让我的使用感受变得更好。”
王捷开包向太格展示了他的包内物品：笔、耳机、电脑、绘图板、一串钥匙、电脑的转接线－甚至充电线都不带。
为了让包内物有条理，处女座宁可选择“减少随身带的东西”，牺牲一点点的方便性和应急性也没关系。消费主义盛行下，包基本已经是一种快消品，却被起名叫“身外之物”，有一种反差的微妙感。
王捷说，“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购物欲已经太强了，我选择宁可少一点。同一样东西，我有了一件就不再买另一件，即使更好。如果第一次选错了，那就等它自然损耗到不能用的时候。这样能限制很多过度消费。”或许这可以被称为交互时代的消费主义：冷静、克制、可持续。
美国历史学教授盖里·克罗斯在《一个完全消费的世纪》一书中将消费主义定义为“商品能够为个人及其社会角色赋予意义的信仰”。某种意义上，消费主义界正在定义我们的时代。“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和物品的关系？”这个问题，从王捷还是设计师时就开始问，一直问到他自己进入了做产品的环节。
王捷的幸运之处在于，他的妻子付崧，也是“崧”品牌的创始人，既是一位设计师也是一个实干家。付崧是清华美院设计专业出身，在Google中国负责带一个交互团队。自创了“崧”这个女包品牌，王捷加入后，于今年上线了“身外之物”这条男包线。从设计到落地销售，也是两个生活在一线城市的设计师，去和本土现实一步步接轨的过程。
比如在这次设计中，木质手柄的运用是王捷花了最长时间的环节。
最早找木工师傅做了斜插榫，打磨不够光，握感不够好。后来找了专门做古典家具的木匠，特别懂中国的榫卯不同的插接方式，最后选择提梁插接榫。但太费人工，工厂都不愿意做。
王捷给自家定了一个传统中式衣柜，花了十七八万，让工厂“顺便”把制作包的木提梁给做了。“天然材料里，中国人跟木头是最亲近的。木制品通过使用，棱角跟你手的关系会越来越贴合，就像那种用久了的家具，光泽感特别动人。”
太格的创始人小虎有个第一版的“身外之物”，背着去了内蒙古野营后，皮质上多了很多微小的痕迹，看起来却像原始的做旧。
王捷摸了摸上面的擦痕，说“这就对了”。在他的设计中，就希望会有一点擦痕出来，还怕皮的表面太结实，出不来使用痕迹。
“近代的对设计产品的看法，不喜欢旧东西都喜欢新东西，不太喜欢那种被把玩过、被使用过的痕迹。但其实在中国传统审美里，懂得旧物之好是一种品格。”
“我希望物品能够通过人的使用去逐步产生一些变化，就像木材和人的关系一样。”
太格有物：这个包的墨绿色很微妙，不同光线中绿得不太一样，像森林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你挑了多少次达到了这个结果？
王捷：特别多。在我心里的绿，从最绿到最不绿，从亮光到哑光，从氧化过到没氧化过的，蘸一点点水会是什么样的……全都试过。挑到最后，我都觉得是不是自己有点太事儿，太处女座了，可能其他同事都觉得这两种都对，没区别，我仍然觉得它还是有区别的。
太格有物：但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可能看不出99分和100分之间差这一分差在哪儿。是否需要为了达到最后那完美的1%付出双倍的精力？
王捷：有时候对普通用户，其实告诉他们80-90分的好是很必要的，90到100中间这部分东西，就不要花时间给他们讲，当它是个彩蛋吧。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了，噢，设计者原来是这么想的，就已经够了。
太格有物：你自己涉足到产品运营，有没有反过来影响你作为老师的部分？
王捷：当然。之前七八年我都不和学生谈品牌。但新学期我又准备开品牌的课，因为我有了新的经验，要告诉他单纯的设计不那么重要--在今天，所有的设计师、创业平台、营销都是你自己要打通关的。你不能光管设计不管产品，你也不能光做产品不管推广，这个是对我启发特别大。设计的样貌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下的99%是这个时代赋予设计师的课题。
太格有物：你最想对未来会成为设计师，甚至拥有自己产品的年轻人说什么？
王捷：我们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平台把自己的设计想法落地，作为产品输出给更多的人。这其实对我自己的改变特别大－做了一个产品有那么多人喜欢，你就建立了一个和你的使用者的关系。这个会让我身上设计师的部分特别开心……没有什么边界，只有到达用户的不同方法……效率和设计影响力是这个时代的方法。
在家庭 事业 生活中寻找平衡
四份工作、两个孩子，还坚持着个人的小喜好比如园艺比如野营--作为一对30岁后半场的伴侣来说，维持这样的生活密度简直是个都市神话。但王捷和付崧取得了他们的平衡。
从19岁相识的青梅竹马走到了现在，这对伴侣已经自有一套互补方式。产品上一个有理性一个有执行力，生活上两个人也足够互补：一个更爽朗，另一个更闲散。“其实没有好办法，还是得大家都愿意牺牲一部分个人时间和空间。”付崧的办法，是把工作室租在家附近，尽量布置得更有生活气息。
她喜欢插花和园艺，工作室后面的院子挨着公园，终于有机会挑战很多高难度植物。夏末时，沿墙的茑萝开得星星点点。
王捷已经把他无数的旁支斜逸的爱好聚焦，从打篮球踢足球到基本羽毛球，宿营则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如何保证个人爱好和亲子交流？王捷的解决办法，是带着儿子一起玩儿。大儿子才刚刚8个月大就他带去露营，一两岁带到内蒙去，把孩子包成米其林，凌晨四点去雪山顶，看新年的第一缕日出。
“不觉得有了小孩以后，重心就要变成小孩。我们俩就没花太多的时间专门陪孩子，而是他们参与我们的活动，去寻找他们的内心驱动力。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当孩子需要陪伴的时候，专心陪着。”夫妻俩对望了一眼，浮现出轻快的微笑。
“我们也会反思，小孩有一天长大了，怎么能让他们对生活一直有兴奋感，带着热情的探知欲。这个是我们自己希望一直拥有的品质，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