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杲(1180～1251)，字明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晚年自号东垣老人，他是中国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
李杲出身富豪之家，自幼沉稳安静，极少言笑，十分喜爱读书。李杲20多岁时，他的母亲患病，请了许多医生前来，治疗无效，也就糊里糊涂地病死了。这件事对他的触动极大，从此便立志学医。他听说易州的张元素的名声很大，便携重金前去拜师学医。由于他有很深的文学功底，学习得很快，几年以后，就已经学得很好了。
李杲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时有瘟疫流行，他见到许多人患了“大头天行”的病，头大得像西瓜一样，非常痛苦，便潜心钻研《内经》、《伤寒》等书，终于研究出了一张方子，治疗此病非常有效，后来，他将这张方子刻在木碑上，插在人来人往的热闹地方，病者抄了回去，几乎没有治不好的。有人还将这张方子刻在石碑上，以便流传更广，当时人们都以为是神仙留下的神方，李杲也就有了“神医”之名。
此后不久，李杲为躲避元军侵扰弃官迁居汴梁(今开封)。居汴梁期间，他常为公卿大夫诊治疾病，疗效非常显著，名声为之大振。金哀宗天兴元年(公元1232 年)元兵南下，围困京都近半月，解围后，民众因劳倦、饮食不节、惊恐等致疫证流行，城内病者甚众，但很多医生未得明辨，使死者日以万计。李杲目睹此惨状，感触极深。从中原北返后，寄居鲁北东平、聊城一带，以医为业达六年。1244年，64岁的李杲回到家乡真定，临床之余，将多年经验体会著述立说，创立了以 “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
他精通医术，但并不行医。而每次为人治病，疗效甚佳，常给亲朋看病开方，对于治疗十分有心得，尤其对中焦脾土在治疗中的意义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老师，易水学派的张元素就很重视脾胃。他的学说就充分地继承了这一点。李杲是富家子弟，平时交往的多是一些上层社会的有钱有势的贵人，他们养尊处优，膏粱厚味，易伤脾胃，所患疾病多属此类。另外，当时适值元兵南下，战乱频繁，人民在饥饿、惊慌、忧愁中生活，大多起居饮食没有规律，也很易伤脾胃。鉴于此，他认为只读古方是不够的，必须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分析病人的特点来研究方药，这些也是他建立脾胃学说的社会条件。
李东垣脾胃论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这与《内经》中讲到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十分强调胃气的作用。同时，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内伤疾病，他认为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节;二为劳逸过度;三为精神刺激。另外，脾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脏受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脾胃。同时，各脏器的疾病也都可以通过脾胃来调和濡养、协调解决。但他绝对不主张使用温热峻补的药物，而是提倡按四时的规律，对实性的病邪采取汗、吐、下的不同治法。他还十分强调运用辨证论治的原则，强调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可犯虚虚实实的错误，这样就使得他的理论更加完善，并与张子和攻中求补，攻中兼补的方法不谋而合了。
李东垣的独特理论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也体现了他对于《内经》等著作细致研读的成果。其著作《脾胃论》对后世医家关于脾胃病及以脾胃为主的治疗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起到了指导作用。
他的理论学说诞生后，得到其弟子王好古、罗天益等人的继承发展。王好古一方面大量吸收东垣的药物学理论，重视其临床应用，另一方面受东垣深入阐发内伤脾胃病机理论的启发，创立了“阴证论”。罗天益则比较全面地吸收了东垣的脾胃学说，在脾胃内伤病纲目分类及其临床应用经验的认识上，进一步丰富了东垣的脾胃学说。他的学说对后世医家，尤其是温补学派影响很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为我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李杲为易水学派的中流砥柱，他学医于张元素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在元素之上。朱丹溪虽为河间学派的三传弟子，但其学说在某些方面也受李杲学说某些启示。明代以后，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医家都曾对李杲的学说景仰、研习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自成一家。此外，龚廷贤、龚居中、张志聪等均受李杲学说很大影响。尽管李氏学说的继承者们已经明确，片面强调脾胃未免有些偏颇，但李杲学说在我国医学史上仍不失为划时代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一名伟大的医学家，他将永远名垂史册。
李氏一生著述颇丰，其主要著作包括：《脾胃论》3卷(1249)、《内外伤辨惑论》3卷(1231)、《兰宝秘藏》3卷(1251)、《伤寒会要》、《用药法象》、《东垣试效方》等。而题名为李东垣撰的《保婴集》、《伤寒治法举要》、《东垣心要》、《活法机要》、《医学法门》、《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等，一般认为都是托名之作。
（实习编辑：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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