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生想毒。”这是戒毒人群中流传甚广的一句话。
据公开统计数据,去年广东登记在册吸毒人数超30万人,其中青少年比例居高不下。而在2011年,广东共查获吸毒人员7万多人,其中强制隔离戒毒5万多人,占全国总数的1/3。
2011年6月26日,国务院公布《戒毒条例》,鼓励吸毒成瘾人员自行戒除毒瘾,并要求当地政府街道依托社区资源,建立戒毒治疗、康复指导、救助服务兼备的工作体系,充分发挥社区、家庭的作用帮助吸毒成瘾人员戒除毒瘾。长期从事戒毒治疗工作的相关专家通过实践也发现,如果能够及时介入和跟踪,戒毒人员的复吸率会得到有效控制。
找回尊严
选择自愿戒毒的人开始多起来
距珠海市区约20公里,京珠高速东段不远处的一片空旷安静的地方,坐落着一间民间自愿戒毒机构。这就是珠海金鼎自愿戒毒医院,前身是解放军一六八医院戒毒科。
由于平时出入人员不多,这个有50个左右床位的院子显得有些冷清。病房里有空调、网络、电视、独立卫浴,病人每天可以根据菜谱点餐。除了不准随意出医院大门外,他们在病房区可以自由行动。
在203房间,一名病号刚刚办完出院手续,另一位早已排队等待的病号就被安排了进来。这是一名年轻男孩,20岁出头,右手正打着点滴,骨瘦如柴的他眼神呆滞。
“刚来的患者都需要一段时间"脱毒",出现这些反应很正常。”金鼎自愿戒毒医院负责人李晓东说,一般在这里待上一周,病人的身体情况都会有所好转,情绪也会跟着变得好一些。
刚刚办好出院手续的小丽(化名)回忆自己一个月前来这里时的情形,觉得真是“太恐怖了。”
25岁的小丽有5年吸毒史。随着吸食加重,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病痛,有时喝两口水就要上一次厕所。不堪困扰的小丽决定戒毒,但最长一次只坚持了10天就复吸。无奈之下,小丽在家长陪同下来该院戒毒。
“刚来的时候,她还穿着纸尿裤,只有60多斤,严重贫血和营养不良。”医疗部主任徐渔田说,小丽是因服用毒品导致无法正常排尿。一个月后,小丽出院,体重增加到了80多斤,面色也红润了不少,一些症状也在逐步减轻。
最近两年,由于《戒毒条例》的实行,选择自愿戒毒的人特别多,“比起强制戒毒,这里没有那么痛苦,许多人也找回了他们曾经失去的尊严。”李晓东说。
效果初现
后续照管+社区帮扶令复吸率大降
初染毒品的人,家人尚会对他们怀有“浪子回头”的期许,一旦复吸,很多人就会变得性格暴戾,甚至六亲不认。慢慢地家人也会对他们失去信心,再加上来自社会对他们的边缘化与歧视,令这些吸毒者一步步走向堕落。
梁春梅是金鼎自愿戒毒医院的心理咨询师,主要工作是和“病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在后续的跟踪阶段能够及时掌握“病人”的心理动态。
“大部分人还是会愿意谈这些事情的。你尊重他们,他们也会很尊重你,愿意向你敞开心扉。”梁春梅说。
李晓东认为,给予这些人足够的关爱,长期关注他们并进行跟踪治疗,能够有效降低戒毒者的高复吸率。
2010年,该医院与广东省强制隔离戒毒所合作,设置“后续照管站”。“这是一个集对出所的戒毒人员进行社区康复照管、回归安置帮扶和辅导矫正干预为一体的社区康复平台,通过一站式服务机制为实现后续的社区康复照管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李晓东说。
根据合作协议,省强制隔离戒毒所会提前3个月对即将解戒的强戒学员进行适合当地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在回归社会前掌握一技之长;提前一个月与珠海金鼎自愿戒毒医院一起对即将解除强戒的学员开展出所前教育,内容包括就业形势、政策法规、心理辅导、拒毒技能训练、社会适应性训练等,同时邀请当地戒毒社工及学员家属来所帮教。
照管站提前一周将回归人员名单通知回归地、专职社工及家属,并做好相关的对接工作,在后续的阶段,医院还会协助照管站开展尿检、心理干预、生物干预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
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照管站已经帮助了近3000名出所人员,不仅提供医疗帮助,还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援助等。每年照管站都会通过电话回访,查看帮扶效果。
经过观察,李晓东发现出所人员的复吸比率的确有所下降。“我们的工作人员拿着验尿管联系到出所人员进行检查,发现去年的复吸率比前年降了近10个百分点。强戒所干警对这一数据也都感到非常惊讶。”
初步尝试有了效果,李晓东希望能够把这种模式进一步推广。“不仅是强戒所和民间戒毒机构合作起来,还需要更多的人和机构参与进来,尤其是社工组织和民办康复工厂。”
亟待政策
民间戒毒机构从最多70余家减至13家
最近两年,冰毒、K粉等新型毒品开始蔓延,而这些毒品的戒断难度更高。相对于传统毒品来说,通过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主要是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影响,“新型毒品破坏的是人的中枢神经,一旦发病,轻则会出现幻听、失眠,重则会导致精神分裂。很少有人会在初期阶段选择自愿戒毒,往往都是出现了并发症时才不得不来医院治疗。”李晓东介绍。
由于对新型毒品的治疗还处于摸索阶段,病员的减少是导致大批民营戒毒医院倒闭的主要原因。以广东为例,在2004年之前,最多时有70余家民办自愿戒毒医院,到了今年只剩下13家。
李晓东曾在日本留学过8年,学的是心脏外科。1999年回国后来到珠海,在一家民营自愿戒毒医院帮忙。在此后的14年里,李晓东和徐渔田两人一直搭档从事戒毒工作。2010年,李晓东来到金鼎自愿戒毒中心做负责人,他把老徐也拉了过来。
“前几年确实留给我们民办自愿戒毒机构发挥的空间不大,自从前年颁布了《戒毒条例》,我们的生存空间大了许多。”李晓东说。尽管如此,他觉得目前国家对民办戒毒机构的支持力度还是不够。“要想持续,必须有个长效机制,才能保证运转的连续性。”
李晓东说,他们设置的“后续照管站”,许多工作都是非盈利性质的。维持医院正常运行的成本主要还是靠自愿戒毒治疗所收取的费用。尽管如此,他们医院的戒毒收费是其他一些民间戒毒机构的一半甚至更少。
“我们不求名也不图利,就是把戒毒当成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公益心和爱心,那戒毒工作永远做不好。”今年开始,李晓东和珠海市禁毒办合作,每个月举办两场“禁毒宣传进校园”的活动。“我们现在收治的病人平均年龄在25岁-30岁,其中男性占80%,吸食新型毒品的主要是年轻人,大约占总数的1/3。”
记者观察
民间戒毒之路
如何走得更远?
戒毒是一个常态化的工作,并非一蹴而就。作为民间自愿戒毒机构的代表,李晓东面临着更多的考验。在完全自负盈亏的状态下,既要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营,同时又要创新工作模式,与强戒所以及社区康复工厂合作,人力和财力对李晓东等民间机构来说,都将成为他们从事戒毒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成本并非李晓东最担心的问题,而是“民办”与“公办”两者间的身份和政策的不同,“得不到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单枪匹马地去做,必然不会长久。”
吸毒者去自愿戒毒机构戒毒,自己是“患者”,接受的是服务,但去强制戒毒所就是“学员”,接受的是惩罚。因此,对于民间自愿戒毒机构而言,对戒毒人员如何管理或许是他们工作难点之一。
“强戒所擅长的是管理,我们擅长的是技术,两者相互补充,再加上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让戒毒产生效果。”李晓东如此认为。
“公办”与“民办”戒毒机构是否水火不容?李晓东与强戒所的合作尝试给出了一个带有启示意义的答案。他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能够起到一个样本效应,让更多的民办和公办戒毒机构合作,这样整个社会的戒毒工作才能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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